宪政百年随感

时间:2019-03-15 13:15:03166网络整理admin

宪政百年随感 晨风         总有一种旋律在我的耳边迴响,         总有一种历史的记忆在牵扯着我们         网友们对小文“戊戌之痛,110年”的关注,鼓励我萌生出在这方面继续写下一点什么的念头         2008,是中华第一份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颁布的整整百年,以此为标志,我们把这一百年左右中华民众的追求、中华政治的演变,称之为“宪政百年”,或未尝不可平时对这一段历史颇有兴趣又略有涉猎,在这样一个年份自然感慨良多,于是作“百年随感”,并将“戊戌之痛,110年”前缀为“随感之一”         在阅读相关的史料、相关的文章之际,在感受着祖国沉重而急迫的脉跳之月月岁岁,我的耳边常迴响着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         这是一首被认为“接触到忍受苦难的人民的灵魂深处”的经典乐章它的沉郁、伤感,它的热切祈愿,深深地感染着我、紧揪着我的心         “133143265215-5363223765-”,它对我的提示,是一种在苦难历史记忆里的忧伤,是一种漫长的期待而“31231235-3561-3563211-”则是一种急切地充满希望的呼唤         我们走过了宪政百年,我们还将再走一个宪政百年十年         当人们沉浸在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里时,蓦然回首,或会发见一种尴尬,一种尚未真正跨入“现代”的愧疚人们的灵魂深处仍在叹息,沉郁的旋律仍在低迴         从2008至于今,世界上曾有几个国家有过我们这样多的“宪法”和宪法性文件其文本意义多于规范现实的恐怕于今也鲜有历史的记忆牵扯着我们,使我们禁不住常常热泪盈然         记下“宪政百年随感”,是一种舒缓、一种寄托,也是一种共勉在走过宪政百年之后,我们的诉求更加理性,我们天地更加宽广,时代的潮流更加壮阔!         我们的过去,在为我们加油,我们的明天,向我们招唤!                                         2008.6.25                               “政治体制改革”——清末的那十三年 ——宪政百年随感之二                    对清末“改革”的痛苦记忆,使人惆怅、使人郁闷         那的的确确是一场持续的、广泛深入的改革从19世纪60年代发端的“洋务运动”算起,至清王朝覆亡,由军事、经济领域扩展推至社会、政治的方方面面,整个过程大约为四十余年而能称之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是从1898年戊戌变法算起的大清最后的十三年1911年,在“革命”的外压、官僚实力派的“内逼”下,在四面楚歌之中,它直接终结于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与“政变”         不少人无数次的追问:它最终失败的最主要根源究竟是什么         不少人反复的遗憾:“戊戌”成功了、“立宪”成功了,又是怎样的一个了得!         也有格外响亮的声音予以“定论”:它历史地说明了“西方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在中华的不通!         当历史又走过了百年的今天,清末的那十三年仍在困惑着我们在国人的视野前所未有的宽阔、知识和信息前所未有的充分之今日,在不再“一律”的条件下,这样的困惑且释放出更多的疑问、追问仅仅是这样一个声音“嘈杂”的事实,就已然折射了历史的进步,同时撕裂着国人的伤疤,现眼了国人的羞愧其中一些声音还提示着历史的“轮回”         当然,历史没有“轮回”         “文明”过去在、今天在,将来也永远在文明中升华!         我们需要的只是:推动它的进程                 “十三年”之前, 瘸腿“洋务”                   “洋务运动”或可说是清末改革的起点它秉持“改良”的宗旨,抱着“师夷之技”、“中体西用”的心态,并在经济上走上了一条很奇妙的道路——“国有官办”、“行政垄断”,与后来的计划经济有那么一点“异曲同工”的味道当然,在这一模式里的经济规模并不大不过从这里开始,就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没有体制的跟进、没有文化与观念的更新,企图让“官僚经济”激活“富国强兵”无疑是一个梦想是一个盼着枯萎的枝干生出茂盛新绿的梦想         当时有一位叫郭嵩焘的“省部级”官员退休后,想办一个航运公司,却怎么也办不成,因为当时兴办交通和金融事业,一律实行批准制而连郭嵩焘这样的官场中人都没有办法,更遑论一般的商人士绅了想想看,当把持着审批大权、垄断大权的官僚,不仅大都还对外面的世界不甚了了,更是在弊端丛生、腐败深重的大清官场上久经浸润、“历练”成精时,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手中的权力还不顺理成章的成为其“寻租”的利器更何况这样的模式先天地压抑着市场的发育,束缚着经济的活力         “洋务派”拖着沉重的瘸腿,终于随着甲午的战败而走进了历史的坟墓,其“富国强兵”之梦彻泯灭         “洋务运动”在“体制”方面,基本没有什么动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它还不能与“改革”同语不过,正是有赖于它,才打开了国人的视野,引入了新的知识、新的思想、新的思维,更为之后“政治体制改革”孕育了氛围,准备了人才,积聚了推力         郭嵩焘,中国第一位驻外大使,退休后并不像以往的“致仕”官员那样安做士绅,而是费心劳力筹办航运公司,从一个侧面显现出了民族资本的觉醒和现代的经济思维;而其所著《使西纪程》,“称赞西洋制度、提出效仿的建议”则在当时更为难得         康有为,1882年途经上海时,收集阅读了不少介绍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的书刊,启萌了“变法图强”的雄心壮志         梁启超,无独有偶,也是途经上海时(1890年),看到了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从此成为他的学生和“变法”的股肱         办“洋务”时设立的“同文馆”和所派出的留学生,对新知识新思想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         办洋务时介绍过来的“军制”、财税制度,开始渗入“大清帝国”的土壤并有所发育;         办洋务时兴起的新式学堂和报刊,为之后的“改革”乃至“革命”培养了人才,制造了舆论         ......         正是有了这一系列的孕育和铺垫,“洋务运动”的失败,方顺理成章地激发起国人“变法”的冲动,沸腾起改造体制、刷新政治的热血                   哀歌一曲,十三年太短         “变法”、“新政”、“立宪”,谱写的是清末“政治体制改革”的奏鸣曲尽管是“哀歌”一曲         不可否认它是货真价实的“政治体制改革”从经济、教育、军制,到行政体制,到“国体”、“政体”,它涉及了构成一个国家“政治”的几乎所有方面         虽然大清统治者的改革动机是“永固皇权”,是皇族和与之休戚与共的官僚集团的长久利益然而,它毕竟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遗憾的是,正如我们的主流话语所长期苛求指责的那样,当时初步打开视野的人们,也大都严厉地批评它极力“延缓”,没有诚意         《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一段话或许能发人深省:         清朝已经容许甚至鼓励新利益集团的发展它已经在形成新风气和创立新制度方面作出了贡献它已经放宽了参与公共事务的途径,并把公共事务交给公众讨论至少在1908年前,它能够完全控制新思潮,以防止它们对原有的秩序构成任何严重的威胁大部分商会、学习会、自治会和其他新的组织的成员依然是忠诚的臣民但是他们正在开始把自己看成公民他们对清朝的要求增加了到 1908年,他们的期望惊人地发展了例如,只在十二年前,大部分文人感到康有为过于激烈,不得不支持慈禧太后去反对他但同样是这个清朝的领导集团自己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并且超过了康有为曾经打算做的一切,“新绅士”们却立刻断言朝廷还走得不够远,不够快在 1910—1911 年他们坚持新的要求,当他们不能得到满足时,这些要求就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和更广泛的反清大联合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08年春夏之际,请愿召开国会成为社会热点——         3月10日,湖南首先派代表赴京请愿请愿书由宪政讲习会杨度亲自起草,绅商学界四千余人签名,要求清廷于一二年内召开国会         同月,河南省各府县立宪派代表在省城集会,推举代表赴京呈递速开国会请愿书         5月,响应“预备立宪公会”的号召,湖南、河南、江苏、安徽等各省代表纷纷到京请愿         6月,广东、江苏、安徽、直隶、奉天、吉林、山东、山西、浙江、江西、福建、贵州等省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签名请愿活动除江西、福建、贵州等省未及派代表入京外,多数省份又纷纷派代表进京请愿他们的要求是:         两三年、甚或一年以内即开国会         ......         理性地回头审视,时至今日,当我们的改革已经起步30年之久,人们都还在理性地等待它的“攻坚”之时,当时的急切,是否有那么一些浮躁同时,那些认为这场改革是一个“骗局”、是在阴谋“拖延”的苛求否定,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立俗话说“将心比心”,如果我们可以以各种、即使的确存在的理由,编织今天的“慎重”,那么,对昨天的故事也应当有起码的宽容         当然,这不意味着要将“哀歌”唱成“颂歌”在人们的知识已经充实,心智已经成熟的今天,对“昨天”的留恋、尤其是对一个专制王朝的赞颂,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进步的否定何况,是那个王朝自己辜负了历史曾经的厚爱,丢失了“人民”曾给予过的机会         最终,清王朝“政治体制改革”所走过的路程,只有短短的十三年         13年太短         即使是今天,从今年今月今日起,在已经改革了30年的基础上,在经济的基础已十分雄厚、“民智”和眼界更是无数倍的超越了当初的条件下,要在13年的时间里,由“开明”转型到“宪政”,也是难以想象的事,抑或根本就没有可能遑论“大清”是那样一副没落的模样——拖着一根旧观念旧文化的沉重大辫,拖着一副陈腐政治生态和弱薄国力的极度臃肿虚弱的身子         13年也可从容         改革是统治者在“被动”的态势下,主动进行和主导的体制革新13年虽然不能完成改革,13年却可以“从容”打下坚实良好的基础而“主导力”就是其成功的关键,“主导力”就是“从容”的保证遗憾的是,当清王朝还能主导的时候,它对眼前既得利益的疯狂维护和权力倾轧,演变为“老佛爷”政变的悲剧和之后的磕磕绊绊;它的瞻前顾后、进退失据,既拒绝了与新兴力量的“良性互动”,又在自己的内部分裂出 “审时度势”、时刻准备着另立山头的“异化”集团         它终于浪费了自己的主导力,它终于与“从容”失之交臂                   主调——“异化”霸道的轰鸣追求沉郁而执著的低迴         假如说康有为是“变法”的旗手,那么,袁世凯也可算为“新政”和“立宪”关键人物         至今尚无证据表明,袁世凯当初积极笼络“强学会”、推动“新政”和“立宪”,即存心投机,是为日后的黄袍加身筹谋经营         为了占据一个个“制高点”,他曾不择手段,将大把的银子作为炮弹,攻克了“荣军机”和后来的“庆亲王”;他也曾利用小站练兵的契机,将北洋诸镇炼成了自己的“私人部队”;他曾“审时度势”,演出了“天津告密”;他更纵横捭阖,坐大后借势“逼宫”,完成了从“奴才”到“主人”的变脸         是手段演化为目的还是两者根本没有天然的边界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官场文化的浸润和权力的诱惑,再度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将袁世凯之辈“异化”为一个怪胎,一个混杂了新旧观念而最终以“旧”立身的怪胎在这样有着一个巨大能量的“场”中,即便是曾抛头颅洒热血的的青年,也会摇变为汪精卫一类的“识时务”之“俊杰”,而多少曾为理想信誓旦旦人们,一旦身入“场”中,亦即人阔脸变         何况一个其动机即让人生疑的旧官僚及其群体         这个群体既能熟练玩弄新话语体系的新鲜词汇,又能得心应手的以数千年之“集大成”操盘控盘它与“改革”时的政敌——守旧的一派既有血肉的联系,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旦时移世变,遂结为“神圣的同盟”         在很大的程度上,清王朝的“政改”,就是直接地葬送在这样一个“神圣同盟”手中         毕竟,“革命党”的影响和力量,在当时尚不构成对王朝统治的根本威胁没有怪胎“政敌”的拖延阻滞,“革命党”可能仍在边沿地带;没有袁世凯之辈的“配合”与“呼应”,武昌那一枪的结果,恐怕还会重蹈之前“起义”的覆辙         这是一个最有实力的同盟它在“坐大”的同时,已渐萌取而代之的“新志”;当它已经足够“大”的时候,维护和强化其“大”,又顺理成章的成了它的“唯一”         它既是“改革”失败的主要罪魁,也是“改革”成果的“摘桃”受益人         由于它的实力足够的大,历史的旋律也因此而发出霸道的轰鸣这样的轰鸣一时间成为了主调,它几乎完全盖过了其他的声音         但有一种声音始终在迴荡它虽然轻微,但沉郁而雄浑;它虽然低弱,但执著而坚定并且,它在不断地增强放大,它在激越地催人奋发毫无疑问,它最终将以它的雄浑成为时代的强音,以它的执著成为长远的主调         改革是改革者的“墓志铭”,也是改革者的“通行证”——一张通往现代文明的通行证失败的历史可以警醒人们陷阱的所在,失败的历史也将于明天终结                    2008.6.26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来源: